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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校史研究专家何亚平教授统计

浙大校史研究专家何亚平教授统计

  5月21日,浙大将迎来120周年校庆。最近,浙大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:老校长竺可桢的儿子、浙江大学化学系1946级校友竺安代表全家,将55册的竺可桢日记原件全部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。竺可桢的日记,几乎每一天都记录得十分详细,见过什么样的人,办了什么样的事。

  “我一开始也很奇怪,开个会,30多个人,都有谁来参加,他都记得。说实话,我自己开会,事后也讲不出来都有谁。后来我才发现,他有个工作日记本,可以揣在上衣兜里,开会的时候有哪些人来,谁发言了,发言时间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,他都记录在本子上,到晚上,再把这些整理到自己的日记本上。”

  《竺可桢日记》有近900万字,从这字里行间,竺老校长在浙大的13年岁月跃然纸上。13年里,他请辞校长近40次,却被所有人称为最好的校长。

  浙大校史研究专家何亚平教授统计,从1936年-1949年的十三年间,《竺可桢日记》中记录的请辞浙大校长的次数,就有近40次。

  这种情绪,始终贯穿着他在浙大的十三年,直到离开的最后一刻,他还说:“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!”

  为什么不愿意当校长?从他得知自己被荐为浙大校长时,便反反复复地在日记中陈述了:

  1936年2月25日,竺可桢是这样对家人说的:“不善侍候官长,亦不屑为之;战事在即,不免悬心;不愿长做校长,而半年之内难见成绩。”(当时允诺他任期仅为半年)

  那一年,竺可桢47岁,学术事业可谓如日中天。他于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,1928年,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,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。正是在他手中,中国开始独立发布自己的气象预报,并在全国设立了百余个气象观测点。

  在内心的纠结与矛盾中,竺可桢最终选择了临危受命。3月7日,他允诺陈布雷,但同时提出三个条件:财源须源源接济;用人校长有全权,不受政党之干涉;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。

  4月,在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前提下,竺可桢正式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。本只以半年、一年为期,未想,却历时整整十三年整。

  出任时,竺可桢47岁,离开时60岁——这本应是一个学者学术事业最黄金的13年,但最后,面对美国前沿的气象研究,他在日记中感慨万分地评价自己道

  而浙江大学,却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,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、农、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,一跃成为有文、理、农、工、法、医、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,365体育直播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,被英国人李约瑟誉为“东方剑桥”。

  浙江大学社科院研究员李杭春,用数年时间编成了一部《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》,在她看来,浙大当时的飞跃,自然和竺可桢这位大学的引领者有关——即跟他所坚守的教育理念、设计的人才制度和始终执行的民主治校原则有关,也包括他个人的人格魅力:基于坦诚、无私、正直和富于同情而产生的威仪。

  有人说,竺可桢是行动的理想主义者。一进入浙大,竺可桢便问上层要经费,着手于充实教授人选、补充图书仪器设备、重视校舍的最低标准,他还设置公费生,给贫寒子弟求学机会。

  他事无巨细、亲力亲为,甚至抓体育锻炼,为师生造游泳池,要求同学们每日从事半小时或一小时的爬山、游泳等室外运动。因为他深知身体与头脑同等重要。

  1936年9月18日,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五个月,与一年级新生谈话时,他问了学生两个问题:

 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?竺可桢有过深思熟虑,绝不在于造就多少工程师和科学家,而是“公忠坚毅、能担当大任,主持风气,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。”

  在1939年2月4日的《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》中,他又谈到:何谓求是?英文是Faith of Truth。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,意亦是“求是”,可谓不约而同……

  他说:“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,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,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,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,深思熟虑,不肯盲从的习惯,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,肯吃苦耐劳,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。”

  1936年初,40级学生刘奎斗在浙大体育馆的篮球赛后第一次听竺校长训话,竺可桢的绍兴口音很重,作为北方人的刘奎斗完全无法听懂。但五个月之后,学校大操场上举行了第一次升旗典礼,刘奎斗看到竺校长亲自出席,从此,从每周一至周六,他每天必定向校长敬礼,报告到场人数。

  竺可桢在浙大十三年,几乎从未休息,却几乎从不缺席早晨六点半的升旗典礼。他曾在《升旗典礼之意义》一文中说,这是为了“在坚定我们的自信力,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出路的民族,是将兴未艾的民族,是有朝气而不是暮气沉沉的民族。鼓励大家奋发有为,坚持信仰,每天的升旗典礼,就是要坚定大家的自信力。”

  竺可桢当校长期间,群英荟萃,网罗了如王淦昌、苏步青、谈家桢、贝时璋等名师。1944年,亲赴浙大参观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,将西南联大比喻为“东方牛津”,而将浙大称为“东方剑桥”。

  在竺可桢诞辰百年时,出过一本纪念文集,整整四百余页,全部来自浙大师生,每个人的回忆都细微而真切,他们反反复复提到最多的,就是竺校长的“人格魅力”。尤其,人们谈到最多的,是竺校长的“只问是非,不计利害”。

  苏步青早于竺可桢五年来浙大工作,已是数学系系主任。因为竺可桢有亲戚是高官,苏步青最初不看好他出任校长。但竺可桢一直器重并关心他,西迁时动用私人关系极力照顾苏步青的日本太太和家人。苏步青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,总是说:“我和竺校长从相识到相知,这样的好校长,把教师当宝贝,我们怎能不感动呢?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,不管情况如何困难,我都乐意去做。”

  1937年,竺可桢在浙大率先实施了导师制:他认为,教和训必须合一,而老师对学生最好的训导是以身作则。1941年,学校颁发新的布告:导师的选择,由校方指定改为同学自由投票选择。学生马国钧大胆地了投了校长,最后发现,选校长做导师的,只有自己“这么一个宝贝”。第一次见面,竺可桢便告诉他:“随时有事来找我,不需要先问过诸葛秘书。”师徒的书信往来中,竺可桢的署名永远是“友生竺可桢”。

  1942年,浙大学生在遵义“倒孔”,竺可桢阻止学生游行无果,最后自己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。

  竺可桢在浙大期间,被称为“浙大保姆”,他从主持、出席学校各种校务会议,到定期不定期慰问贫病员生;从向教育部跑经费,到去各地查勘迁校校址;从每天清晨六七点坐镇校长办公室,到与师生一起欢度大年三十。日理万机之余,他每年还要留出一定时间,回气象所处理公务。

  竺可桢留给浙大的是真正的求是和务实,而繁重的公务回馈竺可桢的,则是过早的苍老与疲惫。

  他在日记中曾写道:“二、三年不相见的人,没有一个不奇怪我老得如此之快。”

  三次研读竺可桢日记的何亚平教授说:“在浙大120年里,竺可桢所作出的牺牲,至今没有任何一位校长能够超越。他不愿做校长,却做了最好的校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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